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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肃徽县探索“党支部领导的集体+个体混合经济”模式初获成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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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日报-中国经济网北京2月9日讯(记者陈发明)2月4日是立春节气,一种“党支部领导的集体+个体混合经济”模式在甘肃徽县青泥岭上的两个贫困村里结出第一批果实。零下十几度的寒冬中,徽县大河店镇的火石村、硬湾村在一面鲜红的巨幅党旗下举办股民分红大会。

“青泥黑猪合作社盈利19万多元,每1000元的股份可得红利310元”“龙崖老巢蜜合作社盈利近17万元,每1000元的股份可得红利368.5元”……当两个合作社负责人喜气洋洋地说盈利分红数字时,人群中响起一阵掌声。

图为火石村、硬湾村分红大会现场。本报记者陈发明摄

位于秦巴山区的甘肃徽县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,“青泥何盘盘,百步九折萦岩峦”,唐代诗人李白的千古佳句道出了蜀道艰难,也将青泥岭中的徽县人束缚在大山里,苦苦寻找脱贫之道。

“产业扶贫是精准脱贫的重中之重,为此,县财政拿出了5000万元专项资金来扶持农村产业,为每个村配置20万元的产业发展启动资金。”徽县县委书记王强告诉记者,这笔资金就是让全县的每一个村都确定一项主导产业,至少建成一个有活力有前景的农民专业合作社,撬动农村资本,带动大家共同致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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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万元的资金对扶持一个产业来说并不算多,怎样花才能让好钢用在刀刃上呢?

负责帮扶火石村的徽县县委组织部在调研中发现,村里的致贫原因竟然是地多:人均4亩多山地,种玉米小麦,卖不了多少钱,还得天天守着。同时,村两委班子在村民中威望不高,2016年10月,县委组织部第一次到村里开村民大会,只来了村干部和三四个村民。

按照“每增收1万元奖励300元”的奖励办法,两个村的“致富能手”“增收新星”戴上大红花领到了奖牌和奖金。本报记者陈发明

怎么才能既让群众在家门口挣钱呢,还能发挥党支部的作用呢?经过多次调研,反复和村社干部、群众交流沟通,徽县县委常委、组织部长刘永成认为,办合作社,养山里土生土长的青泥黑猪是个路子,但不能像以前那样,只找几个能人大户办。要让群众都参与进来,才能实现共同富裕。于是,就有了“党支部领导的集体+个体混合经济”模式。

2016年11月份,在合作社成立之初,徽县县委组织部将县上20万元的产业发展资金注入火石村党支部,作为村集体的股份,其中1.5万元给15户贫困户按照每户1000元配股,村集体入股18.5万元,有了启动资金,合作社吸引包括贫困户在内的33户村民入股,股金达到了30多万元。

在青泥黑猪养殖合作社理事长袁碧刚看来,这种入股模式最大的好处就是“抗风险能力强”。袁碧刚是村里比较能干的人,以前曾经参股过几次别人搞的合作社,但是都失败了。

“个人合伙办的合作社,有不少是为了钻政策空子套取补贴、贷款,老百姓也没有真正受益。目的不纯,时间长了就容易散伙。”袁碧刚说,村里新办的合作社是党支部领导下的集体控股,出发点是为了群众受益,所以能长远发展,“只要支部在,就能一直办下去。”

有了好模式,还得找准好路子。放养土猪,绿水青山间的山坡地成为天然牧场;同时,养猪劳动强度不大,村里的留守老人、妇女又成为最便捷的劳动力。这样既盘活了贫瘠的土地资源,也改变了种植结构,还能让村民在家门口务工。

“家里8亩山地流转给合作社,我又在这里打工,一年下来有近万元的收入。”贫困户吕小红家里有两个孩子上学,自己又受过伤干不了重活。合作社成立时,她和丈夫一商量,凑了2.9万元入股,村里给她家配股1000元,总共3万元的股金这次分到了9300元的红利,在合作社的这两块收入就将近2万元,再加上丈夫的务工收入,吕小红信心十足地说,“从收入上看,我们家已经能脱贫了。”

村里发展集体经济,最怕的是村干部上下其手,最终能人大户“吃了肉”,普通群众“只喝汤”。为防止出现这种情况,徽县在火石村探索出了“三合三分”合作社运营机制。

所谓“三合”,就是整合贫困村发展产业的资金(帮扶资金、集体资金、社会资金、农户资金)、人力(基层组织、党员群众、能人大户、帮扶工作队)和资源(土地资源、物产资源、生态资源、技术资源);“三分”则是合作社的领导权与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权分离,监事会监督权与理事会经营权分离,合作社资金管理权与资金使用权分离,明确了党支部、村委会、合作社的关系和职责。

在这种运营机制中,村两委相当于企业里的“董事会”,负责决策和领导;合作社理事长扮演“总经理”的角色,负责日常运营和管理;而由普通股东组成的监事会不仅监督理事会履职,还积极发现养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。

55岁的火石村贫困户王菊林从来没当过村干部,但是对合作社事情格外上心,平时养殖区里发生的大小事他都盯着。“我既是股东,也是监事会成员,合作社办好了,我们大家都受益。”一年多的运行,让王菊林对合作社理事会的工作非常满意,当初入了2000元的股份,加上给贫困户的1000元配股,这次他分红930元,村集体的分红中,还给每个贫困户有1600元的再分配,“过段时间,合作社要扩股,我根据情况还要再加点股份。”

记者在青泥黑猪合作社院子里的公示栏看到,运行一年的详细账目里,既有上万元的饲草料支出,也列入了几分钱一根的螺丝钉花费。袁碧刚告诉记者,作为理事长,他的资金支配权限只有500元。500元至5000元之间的支出,要理事会和监事会开会决定;5000元以上的支出,需要开股民大会商议。

“正是这样公开透明的机制,我才愿意放下自己的事情,参与到合作社来。”袁碧刚开玩笑说,以前的合作社,到了年底分红的时候,也是闹矛盾时候,“在这个新合作社里,我看到的是大家的高兴和对以后发展的信心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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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近乎绝迹的黑猪养成产业,一年多来,火石村的青泥黑猪合作社通过网上认购、现场认订等方式,共出售商品猪69头,除过成本,盈利19.46万元。在预留发展基金后,股民分红12万多元,村集体分红5.7万元。袁碧刚介绍说,股民平均分红4107元,其中贫困户户均3132元。

2017年3月,受到群众认可的火石村模式被复制到青泥岭更深处的硬湾村,青泥岭龙崖老巢树蜜合作社在这个贫困村成立。村里以前的致富能手高志军放弃自己的生意,回到村里被推举为合作社理事长。

青泥岭深山大树上的古老养蜂法为贫困村带来新希望。本报记者陈发明摄

“村里林深草密,蜜源丰富,祖祖辈辈养土蜂,但是没有形成产业。”高志军看到了“党支部领导下集体+个体混合经济”模式的前景,他带领大伙儿挖掘养蜂历史,恢复了在树上、崖上养殖中蜂的古老方法。不到一年时间,合作社共发展股民67户,截至2017年底,合作社共发展中蜂1500多箱,产蜂蜜4542斤,辐射带动本村及周边村群众散养中蜂500多箱。

在积雪未融的青泥岭山路上,记者几经蜿蜒终于看到架在高高树杈间的蜂箱,这种养蜂古法,为村里酿出了脱贫新路。从2017年7月11日第一笔网络订单产生以来,到去年年底,硬湾村的龙崖老巢蜜合作社实现线上线下销售总额16.4万元,同时,还帮助散养土蜂的村民销售价值20多万元的土蜂蜜。

硬湾村村委会主任刘辉林告诉记者,以前20元一斤的土蜂蜜经过改良养殖方法提高品质,卖到了60元一斤。不到一年时间,村里有18户贫困户在合作社带动下脱贫。今年,龙崖老巢蜜合作社将在县城选址,计划修建能够实现月生产量20吨的蜂蜜加工厂,为全县土蜂蜜生产提供服务。

分红会是新动力——心连心共脱贫,社联社再出发

在分红大会上,不仅每个股民分到了自己的入股红利,两个贫困村的合作社还将村集体分红拿出一部分来,为村里过去一年的“增收新星”“致富能手”发放奖金。

硬湾村的贫困户王浩清一家六口人,但哥哥和弟弟都还没有结婚。为了把日子过上去,去年年初,兄弟三人一合计,决定分工:老大在家务农,王浩清在养蜂合作社务工,弟弟外出打工。一年下来,兄弟三人挣回家8万元。根据“每增收一万奖励三百”的规则,在分红大会上,王浩清光奖金就拿了2400元。

初获成功的两个贫困村合作社,不仅让村集体有了家底,贫困户有了收入,更重要的是大家伙儿有了信心,火石村曾经的老上访户也鞠永强安下心来过日子。

“以前我们大山里看不到希望,我就找点问题到处上访。啥事干不成,把自己也耽误了,四十岁的人了还没成家。”去年成立合作社,在外面“见多识广”的鞠永强看出了机遇,他一次入股3万元,自己在家养了6头牛,平时闲了还来合作社务工,日子有了奔头,42岁的鞠永强去年10月份娶了媳妇。日子过得美滋滋的他开玩笑说,“这山里养上一两千头黑猪,我们村别说脱贫,致富都不是问题!”

为了让青泥黑猪和龙崖老巢蜜的品牌惠及更多山区贫困群众,在分红大会现场,袁碧刚和高志军分别于与同在青泥岭上的铁山青泥黑猪合作社、青泥岭树蜜稻坪合作社、阳山梁养殖合作社签订“社联社”协议。根据协议,几个合作社将共同享有青泥黑猪和树蜜品牌,在分头经营的模式下,统一品种繁育、养殖标准、质量监测、包装商标、产品价格等等,动员吸纳更多的农户养殖青泥黑猪、生产青泥岭树蜜。

“这样一来,群众就不需要从头开始摸索养殖技术,单独再跑市场、繁育种群,而是直接进入产业链条,有利于扩大产业规模和大品牌效应,形成基地繁育、合作社养殖、集体和群众参与受益的局面。”刘永成表示,在合作社的扩股中,将吸纳非贫困户入股,探索建立村集体红利共享新机制,为将来共同富裕奠定基础。

作者:陈发明